【梁欽找九宮格會議室元】我的祖父梁漱溟與毛澤東的來往

原標題：寂寞深深話往昔

作者：梁欽元

來源：“博雅論壇boya-luntan”微信公眾號
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七月十一日甲辰

          耶穌2020年8月29日

 梁漱溟（1893.10.18—1988.6.23），原名煥鼎，字壽銘。現代有名思惟家、哲學家、教導家，現代新儒學的晚期代表人物之一，我國著名社會活動家，愛國平易近主人士，被譽為“最后的儒者”“中國的脊梁”。

作者青年時代與祖父在一路

“我和毛澤東是老伴侶”

梁老活著時，曾有人就毛澤東的（原文見《毛澤東選集》第五卷）《批評梁漱溟的反動思惟》一文問及梁成本人，他漠然地說：“那件事是幾多年以前的工作了，早就過往了，沒什么可說的……”在1對1教學來訪者的幾回再三追問之下，他說：共享會議室“我和毛澤東是老伴侶，彼此之間比較熟習，在很長時間里，見面時無話不談，有時發生抬杠；他批評我不對，我要他有雅量，不要拒諫飾非……”

（上個世紀八十年月中期，筆者正在聆聽梁漱溟師長教師教誨）

從十九世紀末葉說起：

梁、毛皆是1893年（清光緒19年）誕生，只是梁比毛早誕生了70天罷了。當梁師長教師執教北年夜哲學系時，毛澤東正在北年夜圖書館閱覽室任務①，雖然二人彼此曾見過面，但后來二人談及同在北年夜的經歷時，卻是毛對當時的梁有印象，而梁卻很含混。

卻是統一時期，他們在北京的另一個場合的會面，給雙方都留下較為清楚的回憶。講這段歷史，就不得不論及梁氏家族與楊懷中師長教師（楊開慧之父）的關系，梁家雖然世居廣西，至清咸豐年間，有的進京作官，有的遷居湖南。梁漱溟的族兄梁煥奎即生于湘潭，他家曾為“湖南首富”。梁煥奎為倡導維新，培養人才，親自選拔、資助湖南學子家教赴日留學，而楊懷中、陳天華等人皆在進選之列。梁煥奎親自陪伴他們一同渡海赴日。1917年后，為迴避戰亂，梁煥奎曾借住北京纓子胡同梁漱溟家中。楊懷中從長沙來京，亦執教北年夜哲學系，與梁漱溟、梁煥奎時相過從，自此交誼日篤。毛澤東1918年8月到京，最後就住在鼓樓豆腐池胡同9號楊懷中家。梁漱溟拜訪楊師長教師時，多是毛來親自迎其進內，二人雖未直接晤談，但彼此均有印象。是以毛早知梁煥奎與本身同是湘潭同鄉。

1938年頭，國難當頭。為抗日救亡年夜計，梁漱溟成為了當時訪問延安的第一位平易近主人士。當他抵達延安后，毛澤東很是高興地會見了他，并主動說起早年在北京兩人的會面。梁經毛的提醒，記起了當年在楊懷中師長教師家的情況，毛說：“那該稱你‘梁老前輩’嘍共享空間？”梁稱：“不敢當。”待他們二人相互通報生辰年代，方知彼此同齡。毛自此改口稱梁為“梁師長教師”。他問：“你究竟是廣西人，還是湖南人？”梁答：“客籍廣西桂林。”毛追問：“那為何你的兄長，又與我同是湖南老鄉呢？”梁漱溟便將梁家的祖先或因戰亂、或因進京為官、或為謀生計，而離個人空間開桂林的情況，對毛澤東一一說明。

（1938年頭，梁漱溟師長教師在延安與毛澤東談話）

毛澤東請梁到本身所住的窯洞里，開懷暢談，“抗日”當然是中間話題。毛澤東有關這方面的談話宗旨“中國必勝、japan(日本)必敗”等觀點共享空間，便是此后不久出書的《論耐久戰》的中間思惟。梁則將本身出書不久的著作《鄉村建設理論》送給毛，請其指教。兩人的談話非常坦誠、高興、投機。在半個月的時間內小樹屋，他們先后8次深夜長談，此中有2次談到天明才作罷。據梁老回憶：“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的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。他當時穿著一件皮袍子，時而踱步，時而坐下，時而往床上一靠，非常輕松自若，從容不迫。在爭論中，他不動氣，私密空間不強辯，話語風趣，常有出人意表的妙語。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，卻使你心境舒暢，如重逢的老友交談。”梁教學老還應邀到延安各處參觀。他回憶到：“在當時，延安的條件很差，但人們的精力面孔卻與國統區有著鮮明的分歧。這同中共領袖毛澤東給我的印象一樣，都是很深入的。”

當1946年梁漱溟再度訪問延安后，要離開之時，毛請梁提些意見，梁說：“這里生機勃勃，覺得很好。”毛笑道，不可，你這是客套。他堅持要梁提出批評。梁漱溟沉吟了半晌，就直爽地說：“盼望你在人格上，不要輕于懷疑旁人；在識見上，不要過于信任本身。”毛聽過之后點頭淺笑，相約再會。因毛梁有自1918年起的來往及兩度延安會面，故毛澤東后來屢次在公開場合講：“我同梁漱溟比瑜伽場地較熟……”

“以法治國，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”

1966年8月24日，北京123中學的紅衛兵闖進梁漱溟的家中，年夜搞打、砸、搶、燒，并且將梁老漢婦游街、批斗、體罰。梁老漢婦二人被迫令搬進缺乏十平方米的小南屋。據梁老的一位學生“文革”后回憶：“得知梁老家被抄，我于9月中旬趕往看望。秋天的北京，夜間已頗有冷意，而梁老卻僅有一條枕巾作被，我忙于越日送往了一些衣被。”盡管梁宅的諸多躲書、名人字畫，全套紅木家具等生涯用品悉數或燒毀、砸爛、搶走，而文革過后，這次抄家真正令梁老深以為憾的，卻是一部《辭海》被焚毀。梁老回憶道：“紅衛兵是一群無知的孩子，同他們無理可講。他們以胡鬧、破壞為樂、為榮。在屋里打、砸、毀折騰交流夠了，最后又一窩蜂地將我家中的書籍、教學字私密空間畫、家具、書稿、手札盡數丟于院中，堆起來縱火焚燒。我自己向來反對附庸風雅，故對于名人字畫、古籍被毀，從心里講確實并未非常介懷，也未加以禁止。紅衛兵邊搬邊燒，還邊狂呼亂喊口號。可是，當他們要把年夜部頭的《辭海》，丟進火堆時，我對他們講：這是本東西書，是我向我的學生借來的，你們它瑜伽教室毀壞了，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，我就要掉信于別人了！這些紅衛兵全然不聽，他們說：我們紅衛兵跟著毛主席鬧反動，有《新華字典》就足夠用了！用不著這些“封、資、修”的老古玩。由于這本書是布面精裝的，又很厚，欠好燒；他們就用棍子挑出來，一頁一頁地撕著燒。我站在一旁心中很是難過，造我的反，燒我的書籍、家具、字畫，我非常不介懷，可他們竟連這《辭海》也不放過，非要毀之而后快，令我無法物歸原主，掉信于人，這使得我非常難過。”

1986年版《東方學術概觀》

（2008年已有江蘇文藝出書社的新版面世）

歷經這般宏大劫難，梁老卻稱“并不非常介懷”絕非虛言。這一點可從他在1986年才出書的《東方學術概觀》一書中，所收錄的《儒佛異同論》一文的寫作時間和文前附記中，獲得確實的佐證。《儒佛異同論》是梁老于其家被抄后的不數日，開1對1教學始動筆撰寫的。實際上，這篇文章是他早就計劃好要寫的。雖然經歷這般宏大的沖擊，他仍然拂曉即起，心寧氣定，坐在剛用門板架成的床鋪上，撫展稿紙，揮筆疾書。在1985年此文交支出版社時，他特地寫明：“我于1966年8月24日在所謂文明年夜反動中，被紅衛兵小將抄家，一切衣物書籍蕩然無存，并迫我從北房移小南屋棲身。此時我初頗不懌，但旋即夷然不介懷。閑暇中寫成此稿，既無一書在手，全憑記憶以著筆。（1966年）9月6日寫出論一，嗣于11月10日寫出論二，其論三則不復記憶于何時寫出矣。”并聲明“因援用資料全憑記憶，故其出處、原文若有錯漏之處，蓋由筆者本身負責”如此。由此，不難得見梁漱溟師長教師的修養與胸襟之一斑。

（1975年梁漱溟師長教師致伴侶函，談及他對“批孔”的態度。）

1970年下半年，當時掌管全國政協的軍代表，決定恢復政協直屬組的學習。學習剛恢復不久，即告訴說，為準備召開四屆人年夜，將“憲法草案”讓在京的直屬組的委員們內部學習、討論、提意見。可那時恰是交流“紅色可怕”年夜行其道，而林彪紅得發紫。所謂聽取意見，舞蹈教室只是走過場，意思一下。是以，親臨會場掌管的軍代表全沒當一會事兒，列席會議的諸位師長教師也已是誠惶誠恐，盡管與會者中不乏政法界名人學者，大師心知肚明中國原有的憲法，早被“文革”棄如敝履，這新版的“憲草”誰敢真的提意見？故爾與會者幾乎皆異口同聲地年夜談“憲草”若何好舞蹈教室，若何值得人人認真學習，個個都該盡力貫徹之……

但梁漱溟師長教師卻想：既然下面征求我們的意見，為什么我們明知不當、不對，卻不指出來呢？于是，他便請求發言，重要講了兩點：

“第一，憲法最早產生于歐洲，其出發點之一，就是為了限制王權。換言之，憲法的產生就是為了限制個人的權利太年夜。有了憲法則從國家元首到通俗國民都要遵照，任何一人都不克不及位于憲法之上。是以現在的‘憲草’序文中，寫上了個人（林彪）的名字，包含林彪為交班人，都寫進了憲法，我認為不甚妥當。所謂交班人之說，是中國的特別情況，而憲法的意義是帶有廣泛性的。不克不及把特別性的東西硬往廣泛性的東西里邊塞。凡我看過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憲法，都沒有把個人名字寫進往的。但我聲明，我不贊同把個人名字（包含交班人）寫進憲法，但并不反對選擇某個人當交班人，這是中國的特別情況，別人沒有，我們也可以有。

第二，新憲法的條文比老憲法少了許多，條文少不見得就欠好，但有的主要內容少了，卻不甚妥當。好比設立國家主席，一國元首，不克不及沒有。設國家主席是一回事，選誰當國家主席合適是另一回事。國家主席不成不設，什么人當國家主席，則可以通過法定手續來會議室出租選。現在的‘憲草’沒有國家主席這一條，不知為何？”

以上兩點，從法學上看來完整是最基礎的道理。而與梁師長教師同組學習的，國內的有名法學權威赫然在座，可是只要梁老“表里如一”，堅持“行其所知”，正如當裸體裸體的“天子”招搖過市之時，全然不計個人得掉，年夜聲地提示那些齊聲稱頌的人們——那“華麗的新衣”實際上并不存在！可當梁老講完之后，人們先是面面相覷的啞然無聲，稍后就有人厲聲斥責道：在小組學習中出現這樣的反動言論，是絕對不克不及允許的，要當場消毒，禁絕擴散。也有人提心吊膽地講，這話如果在裡面講，當場就會被批倒批臭，砸個稀巴爛的。小組召集人宣布：情況向上反應，聽候處理，誰都不得向外擴散，否則后果自負。不久，下面稱此事本是征求意見，故提什么意見都是可以的；至于某些人因為思惟一貫反動，借機放毒缺乏為怪，可不用糾纏……

四年之后的1978年2月間，全國五屆人年夜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，同時在京召開。這當然是一次十多年來的舞蹈場地盛會，在會上眾人年夜都控訴了“文革”中的遭受，歡呼“第二次束縛”的到來，但偏偏對于會議的一個主要議題：制訂新的憲法，討論、研討、關注明顯缺乏。梁老則冷靜而敏銳地指出，建國三十年來重要是人治，而今后中國則不得不走向法治！

在年夜會期間的政協小組會上，他發言道：“新中國成立三十年，有了本身的憲法，但憲法能否成為最高的權威、最基教學礎年夜法，人人都得遵照呢？自建國以來的幾個重要時期來看，我認為實行的是人治，這般說是有根據的，僅就比來十年而言，毛主席為清楚決劉少奇的問題，寫了《炮打司令部》的年夜字報，若依照中共黨章劉是中共的第二把手，必須召開中共黨的代表年夜會，才幹解決問題；假如按照憲法，劉是國家主席，則須召開全國人年夜來加以解決。毛并沒有這樣做，據稱是劉少奇并非是孤苦伶仃，弄欠好就會出年夜亂子，是以毛共享會議室主席采取了很是手腕，繞了個年夜彎子，直接從下邊開始搞起來，把熱情有余的年輕娃娃們鼓動起來，發動了史無前例的‘文明年夜反動’，搞得地覆天翻，國無寧日。其結果是被沖擊的，就不單單是劉少奇了，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人，中共的、非中共的都有，關的關了，逝世的逝世了，好年夜一群人，而不是常說的‘一小撮’！”

“毛的做法，天然是人治，而不符合法令治，憲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為，我還想過，為什么毛主席能這樣做，並且毫無阻礙，一呼百應，反對者寡呢？我認為有兩個方面的緣由：第一毛主席自己是一位功高如山的偉人，可以說他締造了黨和國家，締造清楚放軍，他的權威、權威太年夜了。毛不加限制地發揮了這種權威，于是在相當多的人的心目中，毛主席也就從人變成了神，成了偶像。第二是從中聚會場地國的歷史來看，上個世紀以前自不用說，半個世紀以來雖曾有過各種字面上的憲法，但總體看起來都沒有認真執行過。法制、法統、法治，種種法的觀念從上至下，廣泛很是淡漠。而對于人治卻是多年來習慣的。”

“在此我想認真而嚴肅地指出的是，中國的歷史發展至今，人治的辦法生怕已經走到了盡頭。像毛主席這樣具有高尚權威的領導人現在沒有了，今后也很難會有，即使有人想搞人治，困難將會更年夜；再說經過種種實踐，特別是‘文革’十年血的教訓，對人治之害有著親身的親身經歷，人們對法治的愿看和請求更急切了。所以明天我們討論憲法，很有需要，很主要，要十二分的認真和仔細對待這個年夜問題。中國由人治漸進了法治，現在是個轉折點，今后要逐漸依附憲法和法令的權威，以法治國，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，中國的前程地點，是任何人所阻擋不了的。”

行文至此，筆者還特別想指出的是：有些文章在介紹梁老時，經常攙雜了作者本身的主觀臆斷，例如在文中常見諸如“把心一橫”、“忍無可忍”、“他想現在后悔也沒有效了”之類的梁漱溟內心活動的描寫，這是作者誣捏、虛構強加于他的！是全然與事實不相符的！梁漱溟師長教師屢屢形單影只地與強年夜無比、但他認為是錯誤的東西抗爭究竟，只靠一個人的血氣之勇、憤怒和一時沖動是最基礎無法做到的！這樣往描寫他，只能證明他們對梁漱溟師長教師知之甚少！

梁漱溟師長教師也不是沒有犯過錯誤，甚至是很年夜的錯誤，可是他的可貴之處，在于他認定“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”，他對待本身的錯誤全然無意回避遮蔽。梁漱溟師長教師的勇氣來源何處呢？有人說：“真正有勇小樹屋氣承認本身錯誤的人，必亦有勇氣指出別人的錯誤。故當他（梁漱溟）對某些謬誤自負所見不差是時，即會議室出租安然指出而教學場地不稍存顧忌。”梁漱溟師長教師的之所以有此“遠見卓識”“年夜義凜然”，其實只是因為他很認真！而非因為他很聰明！比他知識淵博的人年夜有人在，而當必須在本身短教學場地長與公正、正義之間做出抉擇時，只是良多聰明人就很“聰明”地將本身心知肚明的年夜事理，放在一旁了罷了。

（梁漱溟師長教師）

眾人年夜都對毛梁在1953年的公開沖突的緣起、細節極感興趣，文革結束后，許多訪客、記者更是反復向梁老問及個中緣由與內情。對此梁老一向瑜伽教室不愿多說。直至1986年，一位上海主人再次向梁漱溟師長教師問及此事時，他才非常溫和又很是真誠地說：

“當時是我的態度欠好，講話不分場合，使他很為難，傷了他的情感，這是我的不對。他的話有些舞蹈場地與事實分歧，正像我的話也有些與事實不符之處，這些都是難免的，是可以懂得的，沒有什么。毛、周他們（第一代中共領導）迄今已經故世十年了，我覺得深深的寂寞②……”

注釋：

①許多史料均稱“毛澤東曾任北京瑜伽場地年夜學圖書館治理員”。但是，據梁漱溟師個人空間長教師親口講述：“事實上，毛是北京年夜學圖書館閱覽室的治理員”。

②本文原標題”我覺得深深地寂寞“（原刊于《金劍》雜志1999年12月簽名：欽元）

賀吉元在撰寫的有關梁毛二人的文字中，采取明顯違背“客觀求實”原則、斷章取義的伎倆，把梁老原文指出“毛的講話與事實不符”的一些文字“刪節”失落了，將梁漱溟師長教師原話，硬是給刪改為了““當時是我態度欠好，講話不分場合，使他很為難。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情感，這是交流我的不對。他故世已經10年了，我覺得深深的寂寞。”這使得梁漱溟師長教師講話原意年夜傷。作為一個專業的檔案學任務者，賀氏這種作法實在令人汗顏。

梁欽元

寫于1999年12月

責任編輯：近復